王南湜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之际，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和更为高远的眼光去回顾和评价这一历程，对其所取得的成就做更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当能从中获得几点重要启示：其一，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这一要点，认识到这一哲学由此所包含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其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对中国社会有一个再认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意味着必须创建适合于中国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其三，必须把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想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加以深度结合，在价值理想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改变世界；价值理想
一、百年回顾与展望从何切入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回顾和展望，不能流于只是对表面形态之直观描述，而是要从本质结构或根本问题上对其变迁进行一种深层分析考察。在一般意义上，各种哲学的根本问题无疑是有着相通之处的，但不同的哲学往往又有着不同的理论旨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反以往哲学之单纯的解释世界之旨趣，而将改变世界置于首位，因而便与以往哲学具有了相当不同的根本问题。那么，这一本质结构或根本问题是什么呢？这便是我们曾多次讨论过的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那么，何以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关系问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呢？这又是为其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所必然具有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诉求所决定的。简单说来，解释世界就是将世界之存在和变化、发展以某种具有确定性的法则加以描述，而这须世界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决定论的，否则，任何解释都将是不可能的；而改变世界则须世界是可改变的，要为人的能动性留下余地，即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决定论的。
不仅如此，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改变世界的行动之间还存在着多重关联，使得这两种诉求之间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人类改变世界的活动是借助某种中介或手段而指向某种目的的自觉的活动，而目的和手段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借助于理论建构起来的。但这里的复杂和困难之处在于，目的和手段的建构对于理论的基本原则有着不同的要求。改变世界的行动意味着所欲改变的世界按其本然存在是不合于目的的，因而，要使得改变得以可能，便须这世界具有可改变性，即是非决定论或能动论的。但改变世界的手段却要求所欲改变的世界具有某种确定性，即是决定论的，以便其手段具有能达于目的的有效性。这也就是说，理论对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或行动来说，是从两个并非一致的方面发生作用的，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即引导主体意志或目的，另一个方面是建构实践主体的手段，或指导、设计实际行动或实践的具体进程。这两个方面的不同，或可借用康德哲学范导性或调节性功能的理性与构造性功能的知性的划分来理解。就建构实践主体的意志或目的而言，与解释世界是少数精英人物便可执行的事情不同，改变世界却非多数人即群众参与不可，因而，如何动员群众投身于其中，便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直接性层面而言，这需群众对其目的的认同，即其目的正是群众所欲的目的。但这还不够，要使得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尚需群众认同其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而正当性和可实现性的证明又须超出主观领域而达于客观世界本身，即证明这一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是为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但这样一来，又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世界的决定论性质，不论这决定论性质是源于世界本身还是源于某种超越于世界的神灵。显然，这一点又是与前述目的的设定所要求的非决定论相矛盾的。
而正是这种双重诉求及其间的多重关联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的张力或矛盾，也正是这一关系问题的不同存在方式与不同解决方式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存在形态的变迁或进展。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一根本问题，就能够达致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展之深层把握。而这一根本问题的不同存在方式，则又是为时代变迁中凸显出来的重大问题所制约的。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它的发展便不能不为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所牵襻和推动，因而，面对不同时代所提出的不同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便会在其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张力关系。说到张力，人们往往会将之视为消极的或否定性的东西，但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却正是这种张力或矛盾的存在和人们对其解决方式的探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变化，自然也不例外。
李大钊作为在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人，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绕不过去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与后来的诸多论者不同，李大钊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深切地意识到了其中所内含的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的张力。
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核心要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及规律，二是人的活动即阶级斗争的作用。李大钊没有像当时和后来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那样，要么一味无批判地完全赞同通常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要么在接受通常阐释的前提下对之加以攻击，而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大原则的前提下，保留着自己的疑问，即认为马克思主张的上述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理论张力。他写道：“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这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马氏主张无变化即无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无论是直接在经济现象本身上的活动，是间接由财产法或一般法制上的限制，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此处所论显然涉及到了后来人们大多讳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内在张力的问题。
对于李大钊这一疑问，这里必须追究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就存在着一种张力呢，还是这一问题是由于李大钊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而造成的？对于李大钊对马克思学说的质疑，以往人们大多讳言或即便提到也是视之为其思想不成熟之故，因而其预设的前提是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李大钊所说的张力。但如前所述，一种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其中必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而这种张力便是源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或者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就此而言，对于一种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来说，其中存在着矛盾，自然并非福音，而对于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来说，其中存在的张力，则为必然。因此，认识到马克思学说中包含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误读或贬低，而是意味着达到了这一哲学理论的最为深刻之处。
三、教科书体系何以大获成功又何以被诟病
教科书体系在近四十年来受到持续的批评，且这些批评之声，至今仍不绝于耳，但当人们在进行这种批评时，是否也有必要追问一下，何以这样一种饱受批评的理论体系却能如此之久地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支配地位，是否也有必要追溯一下这一理论体系当初可有过其辉煌时代。凡存在者，必有其存在之理由。而这理由，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毫无疑问，教科书体系存在着诸多理论缺陷，亟待加以改进，但若不问缘由，只是一股脑儿地批评，恐怕很难真正地找到取代的方案。
我们知道，李大钊和李达早期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而从瞿秋白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偏重于辩证唯物主义，并趋向于体系化。这一变化除了受传播的路径依赖之限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的内在需要恐怕是一个主导性原因。但遗憾的是，这后一方面却往往被研究者忽略了。而要理解这一转变，便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之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上去看。
若是单从解释世界之诉求来看，从日本传入的唯物史观，作为恩格斯称之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之核心内容，从而具有理论自身的正统性，理当以之为主导。但若从改变世界的诉求来看，问题却又有所不同了。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是作为众多社会主义理论之一种而为人们所知晓的，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乃是为当时几乎所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普遍信仰者。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凸显了出来，引起了一些先进分子的特别关注，意欲在中国仿效而行，以图一举而使中国亦挺立于世界，摆脱近百年之屈辱。这便是要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主义付诸实施，付诸改变世界。而要有效地改变世界，便不能仅靠少数先进分子，且需要极其广泛的群众性实践主体参与其中。而一当马克思主义从众多外来的“主义”中脱颖而出，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所选中之时，便立即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使其成为广大国人所信奉之“主义”，而不仅仅是少数先进分子的“主义”。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的工作便是，通过论辩，驳倒其他竞争性的“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获得全胜。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数次思想论争，即“问题与主义”论争，社会主义问题论争，无政府主义问题论争，以及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争，都是一种通过论辩，驳倒竞争性对手而扩大自身影响的特殊的传播行为。这一点，其实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对手们也自觉到了。如，张东荪便说，“唯物辩证法既然是侵入了哲学的领土，则哲学家便不能置之不理”。与此同时，通过通俗化的宣传，使广大民众，首先是广大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壮大自身的传播所必需的。但要使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富有成效，基于决定论的体系化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自然科学之巨大成功的决定论，在论战中无疑具有无可辩驳的理论力量，而体系化则更是使得这种力量汇聚为一体，成为难以战胜的精锐之师。若比之于战争，正如成体系化的即有组织的队伍才能更有效地战胜对手一样，只有体系化了的决定论，一方面才能最有力地驳倒其他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才能最有成效地传播于广大民众。
由于各种机缘与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体系化的工作是由瞿秋白开始的。瞿秋白一方面批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理解为唯物史观的片面性，同时将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地介绍到了中国，开启了体系化之先河。这一体系化进程，中经转向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李达之深化，特别是艾思奇之大众化，其意义更深远的，那就是它动员群众的力量。若说是解释世界，一般而言，可能只是少数人去做的事情，但若要改变世界，却非少数人之事，特别是事关人类解放事业，更非少数人的活动便可奏效，而是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其中。而要动员群众，解释世界的理论却也能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早就指出过理论动员群众的作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体系化，便是将理论基于某一或某些原则而在逻辑上彻底化，使其所描述的对象世界达到理解上的确定性；而只有依据那些决定论性质的原则，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一关于世界之决定论性质的原则，又是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近代自然科学相关联的，因而，携着科学之辉煌成就的决定论体系，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力。
从实效上看，这一体系化的确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积极意义，其典范便是艾思奇大众化的《大众哲学》。据当年那些深受其影响的当事人的回忆，“从抗战前直到解放前，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又一批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些人就是由此入门，登堂入室，深入到更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宝库的。”有人甚至还估计，当时《大众哲学》动员了十万青年参加革命。正是这种动员群众的巨大力量，才能够合理地说明，尽管教科书理论体系存在着种种内在困难，但却能够占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支配地位达如此之久。后来毛泽东的让哲学从哲学家课堂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武器的号召，也只有从动员群众的角度才能理解其用意。
然而，教科书体系毕竟在近四十年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诟病，而这些批评、诟病也正是主要地针对其对于人之能动性的忽视的决定论体系。那么，如何理解决定论这一成也萧败也萧何的现象呢？恐怕只能从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复杂关系去加以说明。教科书作为一种较为通俗的普及性读物，其主要功能在于动员群众，收拢人心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目标。这一体系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其决定论而指证了合于群众之所欲的革命目的的正当性和可实现性，因而起到了动员群众参与其中之重大作用。但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革命目的的正当性与可实现性问题已成不言而喻之事，无须再行证明，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对于动员群众而言，一个新的方面便凸显了出来，那便是为能动性正名。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再理解
说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主要是就哲学层面的理论宣传而言的，而若就理论整体，特别是涉及现实政治、经济，尤其是军事斗争的理论而言，则有以偏概全之嫌。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哲学，那就是毛泽东哲学。以往对毛泽东哲学的理解，往往是将之纳入到苏联教科书体系之中去，以便排列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前后顺次相继的编年序列，但却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解造成了严重的障碍。为了更好地把握毛泽东哲学，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去寻求新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理论轨迹，如果从李大钊1919年正式传播算起，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问世，可以说已经大致上完成了从尚不成体系且缺乏内在严密性的理论向体系化理论的过渡。理论的体系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辩驳性的争论，战胜竞争性的理论对手，使自身获得最广泛的传播。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理论传播所要求的具有决定论性质的体系化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是战胜竞争性对手的利器，但当其直接进入到具体实践之中，却往往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会成为导致实践失败的根源。这便是教条主义支配政治实践而行“左”倾冒险主义，从而导致多次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马克思主义之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双重诉求，便以极为惨烈的现实方式提了出来。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思想任务，如何一方面维持已经发展起来的体系化理论，另一方面又能防止将普遍性理论简单地构成性地应用于实践。
如何解决这一似乎不可解决的难题呢？这两种诉求的互相冲突，已表明这一问题注定是无法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因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便似乎只能是非理论智慧的实践智慧了。这便是毛泽东的贡献之所在。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与毛泽东一身而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双重身份分不开的，同时也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有莫大之关联。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是解释世界从根本上说从属于改变世界，即理论从根本上说根源于实践、从属于实践。这一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并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性命题，而首先是一种实际上的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生活方式。这就要求思想者在实际上而不仅仅是在理论观点上将理论从属于实践。但这一点对于一个单纯的理论家来，是很难做到的，而对于一个实践家来说，则不难做到。当然，单纯的实践家往往只能将这一点作为自己实践中的原则，而不能将这一原则上升到理论高度。而毛泽东由于兼具理论与实践家之双重品格，他就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性问题上获得一个极为优越的位置，即他不仅能够在实际上坚持这一原则，而且能够在理论上将之表达出来，构成自己的哲学原则。这样一来，毛泽东就获得了一个克服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理论哲学倾向的立足点，并进而构建起一种“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实践哲学体系。
毛泽东是认真研究过苏联的哲学教科书的，但他并不满意于这种带有明显理论哲学倾向的教科书体系，并以自己的方式对之进行了超越和改造。而改造的方式便是基于实践哲学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和理论运用的具体性原则。一些学者指出，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强调精神能动作用，同时又注重事功实效似乎相反而又一致的倾向。这种带有二元色彩的思想结构，若从理论哲学的角度来看，是缺乏理论所要求的单一视角的不彻底的哲学，但若置于实践哲学的视野，则又不同。正是这种二元结构，便有可能构成一种能够平衡理论与实践、决定论与能动论的方法论基础。而正是这样一种既注重客观实效，又强调发挥人的能动作用的思想结构，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活的灵魂。因此，要理解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更应该在他的政治、军事著作中去寻找。在此问题上，李泽厚言之有理：“毛最光辉的理论著无疑是有关军事斗争的论著，其代表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在这些论著中，总是尽量地把这些战争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理论形态上来论证和叙说。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的许多论著的论述形式似乎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思维的实际过程却是从特殊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总结。毛泽东由于从实际出发，很重视事物的经验特殊性，反对套用一般的公式、教条去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又总是把这特殊性提高到一般性的规律上来，这成为他思想的一个特点。”
毛泽东对于能动论和决定论关系问题的解决方式，显然不同于教科书体系那种理论哲学的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实践智慧或实践辩证法的方式。这种解决方式不同于理论智慧之追求确定性的方式，对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能动性之作用，对于具体的情景具有极大的依赖性。在变动性极大的战争中，能动性能够获得极大的发挥条件，而在经济建设中，能动性的作用则会受到客观条件的较大制约。这样，在客观条件发生了极大转换的情况下，便需要适应变化而调整能动性发挥之空间限度，而若不加以适当调整，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建设和相关方面的严重失误。如毛泽东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便是一个导致了严重后果的例证。但对毛泽东对于能动性之强调，若从建构实践手段方面看，由于过度强调能动性，无疑是出现了失误，但若从对于教科书体系在建构主体之意志目的方面的能动性缺失之纠偏方面看，则又有着须加以肯定的意义。也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复杂交错状况，才导致后来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对于实践概念之不同方面的强调，以及后来人们在评论这两场理论讨论中的某些误解与错评。
五、实践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兴起
在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在此背景下，对于新的哲学理论的需求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存在着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双重逻辑，这场解放思想运动事实上在两个方面对于新的理论的需求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改变世界的逻辑方面，由于所要改变的是长期以来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夸大思想观念上层建筑作用之弊，因而，理论界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命题，对此，邓小平说得很清楚：“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所针对者，“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这就是说，这一大讨论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让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建设现代化。这里的关键便是“打破精神枷锁”，回归实事求是，回归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在哲学理论界，随着实践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引发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实践物主义的讨论无疑是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有着密切关联的，但却不能将之简单地视为同一思想事件。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大，概观这场讨论之理论走向，就不难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标准大讨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同一。
当然，这两场讨论之间也是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的。这一关联通过实践这一内涵丰富的概念而体现了出来。实践这一概念一方面无疑是包含有能动性的，去除了能动性的实践便很难说还是一个能理解的概念；但同时，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同样无可置疑地是有其客观性的。尽管因此人们会对于实践的内涵给予大相径庭的定义，但实践概念本身所内含的客观性与能动性两个方面却是难以分割开来的。而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关联，便存在着两个方面相互位移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实际生活本身而言，人们在特定情景下可能出于不同的目标而突显其中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种突显也只能是在实践概念所包含的能动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移动，而不可能走向一种彻底的单一性。就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而言，前者所强调的无疑是实践活动的客观的受动性方面，而后者则无疑突出了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方面。因此之故，两者对于现实生活影响的效果便是不同的。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于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归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之强调客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则是在前者所奠定的基础上，弘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主体能动性。这便是基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乃至于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
六、主体性哲学的得与失
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将主体能动性引入以往的决定论体系之中，这可以说是对主体性哲学的一种弘扬。这种弘扬乃是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的能动性发展之吁求在哲学理论上的一种回应。但中国社会发展所吁求的并不只是人的能动性，而且同时也吁求把握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以便能够有效地改变世界。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不仅有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呼吁，同时也有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向科学进军的召唤。因此，一种只是从主体能动活动及其异化和异化扬弃出发的主体性哲学便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生活之需求。而且，从理论上看，这样一种主体性哲学虽然看上去以某种方式似乎比较完美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张力问题，但若仔细考察，则会发现这种解决方式亦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理论上的问题。因此，问题便不在于只是简单地弘扬主体性，而是如何合理地解决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哲学讨论的进一步发展，便也不可避免地导向了对于这一理论趋向中所存在问题的反思。
对于主体性哲学的反思，事实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多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那里便已开始。由于卢卡奇所开创的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的重大影响，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最后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其进路亦同样是一种黑格尔主义阐释之进路，因而，卢卡奇哲学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黑格尔主义阐释之一般性问题，这无疑也构成了中国学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一般问题，或者说，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理路发展的一般前景。而卢卡奇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阐释时，走向了黑格尔哲学，过多地“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了，这使得其在发展人的能动性时失却了现实性，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那样，将“能动的方面”给“抽象地发展了”。而中国学界之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大致上并未超出卢卡奇之进路，因而其理论上的困难便也与之相同。因而，这一反思也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学界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被经济学界冷落多年的《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高调地重返人们的视野。但这一现象与西方世界要在马克思那里寻找理解金融危机的原因不同，在国内学界却主要地不是回归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而是通过哲学之门来到了人们面前。从哲学上解读，卢卡奇那里已有先例，因而不出意料的，人们大多仍循由卢卡奇将《资本论》解读为拜物教批判之路，而多半忽略了《资本论》之从根本上说乃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一部科学著作这一事实。然而，马克思之所以从早期的异化论批判转向《资本论》的科学研究，其目的只能是要通过客观的科学分析资本逻辑即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以为有效地改变资本主义之生存方式提供科学依据。这一科学分析是基于剩余价值论而论证利润率下降规律，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并非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一种永恒的自然存在，而是有其产生、也有其终结的有限的历史存在。就此而言，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由于只是抽象地发展了主体能动性而牺牲了探索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可谓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回过头来看，教科书体系之决定论阐释，虽然片面，但亦自有其合理之处。教科书体系可以说起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的阐释工作。这一工作所关心的问题，如安德森所指出的，是“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而借助于已大获成功的科学决定论，亦是一个事半功倍之有效法门。事实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确是一部科学著作，而科学著作自然是要以决定论的方式去进行论述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也在这部著作中明确表达了其决定论指向：“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因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决定论阐释亦是有其依据的。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马克思不仅早年批评旧唯物主义之缺失能动性，强调“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中期著作中肯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后期对于“自由王国”的构想中，无疑是以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非决定论和人的能动性存在为前提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从理论上合理地解决这一关系问题，而不是趋向一个方面，取消此一问题。就此而言，对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之抽象地发展主体能动性的反思，对教科书决定论体系的重估，并不意味着重返那种忽视主体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决定论体系，而是要重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所必须面对的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内在张力这一根本问题，而归根到底，就是基于何种出发点去解决或处理这一根本问题的问题。
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百年发展之启示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发展之回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当能获得以下启示：
首先，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所循由的不是一个单一的逻辑，而是一个涉及解释世界的理论智慧与改变世界的实践智慧的双重逻辑，那么，对这一进程的理解和考察，也就必须循由这一双重逻辑来进行。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双重诉求与双重逻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将之分解开来即可万事大吉，即便在理论上将上述双重逻辑统合为一个一元论体系，也还只是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而尚未及于实践。
再次，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着价值理想的建构与实践手段的建构之双重原理，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也必定包含这两个方面的中国化。
当然，这一中国化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一次性事件，而是一个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持续地与时俱进的过程，因而，人们也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条件之变迁而在新的条件下以新的思路推进这一过程。就此而言，中国目前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根本之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建成，这便使得社会生活状况不仅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时，亦大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这种根本性的不同从而也给人们提出了新的任务。特别是，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论分为价值理想与实践手段两个方面或层面的话，那么，既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多的是聚焦于方法论方面，而在如今中国社会发展取得如许成就，国人之民族自信心高涨之际，价值理想方面的深度中国化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如果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深入国人之心，成为国人安身立命之本，那么，将其源于希腊文明之自由王国理想与中国传统之“民胞物与”式的天人合一理想相融合，以“民胞物与”之理想去阐释“自由王国”之理想，并由之重建中国传统之天人合一理想，便是我们当今应当加大力度深入进行的工作。
文章来源：《诗词歌赋Ma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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